外交工作多少事，岂仅笑谈中 ─ 我在印度设处经过

外交工作多少事，岂仅笑谈中 ─ 我在印度设处经过
陈杉林 退休大使
既熟悉又陌生的印度
 
印度人口仅次于中国大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世界各地很多有中国城的城市，当中也都会有印度社区，如东南亚地区之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甚至越南，均有印度社区与寺庙；但在台湾至少在一九八年代，在台印度人仍不满百人。对多数国人而言，印度只是一个熟悉的地理名词而已，顶多只知道是佛教的发源地，此外对其文化与历史则相对地陌生。
印度有一百多个民族，22种语言，六大宗教，历经英国殖民上百年，社会组成多元复杂，造就印度人擅长处理错综复杂的关系。文化族群的多样性造就印度式英语，而印度人对印式英语深具自信，教育层面能出国深造者多出身中上家庭，拥有完整训练，在西方社会中容易展现领袖气质。本年英国由印度裔的苏纳克出任总理，顿时引起国际社会重视，其实英国的内政大臣、商业能源供应大臣及检察总长也均系印度裔，印度裔人口一百四十万虽占英国总人口百分之二，却诞生大批科学家及名医等，在英国富豪榜上，印度裔名字比比皆是。据哈佛商业评论调查，世界五百强企业中百分之三十由印度人掌舵，例如谷歌、微软、IBM及推特等CEO等。美国中央政府有55名印裔人士担任要职，连美国总统都表示印裔人士正接管美国。
 
接获在印度设处任务，苦无足够资讯
 
个人一九九一年接任外交部亚太司科长，当时对印度工作首在推动在印度设立代表机构，以进一步推动与印度的实质关系，当时邓备殷司长经常耳提面命推动作法。须知一九九O年代初期，网路尚未普及，关于印度的资讯除了少数的旅游书籍外，在台北重庆南路书店几乎找不到一本有关印度政经制度方面的书籍，仅在国立中央书馆借到一本由一位印度教授于民国二十六年访问中国大陆后所撰写关于中国与印度关系的小册子。为了进一步了解印度，个人从档案资讯处借来所有历年以来包括从大陆撤退来台的所有印度档案，虽仅几十册而已，但确实乃仅有的资料。
 
双方关系中断半世纪不相往来
 
从旧档案争中发现，自我国政府大陆撤退台之后，印度对我态度一直很不友善，是极少数最早宣布与我断交（一九四九年）的国家之一，断交以后印度与我国双方关系可谓完全断绝，除了一直没有任何官方往来外，民间来往也一直相当负面。例如一九八九年间国内某大学四位教授结伴赴尼泊尔旅游，坐火车误入印度境未持有效签证而被捕，如此单纯的意外事故，当时我政府可谓救援无门，先后透过国际红十字会及加尔各答地区一位老侨领协助处理也未有结果，最后竟然在那四位教授在狱中绝食抗议后，狱方不得不反映政府后始获释返国。由此显示双方断交四十年后关系始终低迷，不像东南亚各国至少在我自大陆撤退后二十几年以后才分别中断外交关系，而且立即安排双方互相设立非官方关系的代表机构继续处理双边事务。
 
首度访问印度
 
某日由民国七十八年的档卷中看到了一封来自印度加尔各答华侨所写给外交部的英文信函，信中他自我介绍名叫马建业，是我国政府仍在大陆时期新疆回教马家军的后代，因对抗中国共产党失败，经西藏遁入尼泊尔，最后辗转落籍印度，现经商有成并与加尔各答出身的印度国会议员PrnbMee（当时担任印度外长）交好；如我政府有需要，愿意为促进我与印度关系效力。由于找不到函覆资料，个人阅后颇受感动，主动致函与其联系，并表示随时保持联系，有此热心的新疆回教马马氏兄弟，至少遇到国人急难需要救助时有联系协助管道。
 
一九九三年亚太商工总会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年会，我国系由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辜濂松理事长率团前往与会，并函请外交部派员随团，个人因此奉派担任随团顾问，得以首次前往印度访问。当时申请印度签证极为不便，必须先到地方法院去取得身分证明，再寄到香港的印度高级专员署申办，并且规定须在核发签证后十日内始得入境。
 
我随团抵达的那一天是四月三十日，那段时间正是新德里最炎热的季节，气温高达摄氏四十一度，走在路上觉得热浪逼人，我们所进住的泰姬皇宫大饭店（Taj Palace Hotel）颇具规模。新德里的街还算宽敞整洁，但德里旧市区就完全两样，人、车、牛以及各种动物随处可见，我觉得整个德里好像是一个野生动物园，在路上有猴子以及各种在台湾少见的动物，包括空中各种的飞禽。这样的景象让人联想到佛教主张众生平等是否与印度的这种生态景观有一定程度的关连，因为我们绝难想像在台北街头可看见无数的猴子、牛、松鼠漫步街头。
 
不速之客的电话
外交人员是国家的推销员，没有害羞的权利，自忖既然来到印度，总要有一些收获，就兴起跟印度外交部联系的念头，虽然非此行既定任务，但想到外交人员职责，就没想那么多，勇往直前办了就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因此Check-in泰姬皇宫大饭店后，就大致翻阅了印度的电话簿，然后我这位不速之客就直接打电话到印度外交部找主管东亚事务的司长（印度外交部的司长称为Joint Secretary），电话接通后自我介绍来自台湾外交部，主管南亚事务的科长，并表示意欲了解台、印两国之间有无建立经贸关系的空间。出乎意料之外，这位司长反应非常友善，他告诉我，印度刻正执行东望政策，并同意与我见面洽谈。他接着表示，两国已近半世纪没有往来，你大概也不知道我们外交部在哪里，因此我明天中午可以到你住的饭店请你吃印度菜。这位司长就是二00七年起担任印常务次长（Foreign Secretary）的M氏，他还带了东亚司的科长一起到饭店与我共进午餐。个人向其简报我国政经等各方面发展情形，强调两国经贸相当互补，几十年来没有来往，违反同享自由民主两国人民的利益等情，建议双方可考虑设立代表机构推动两国实质关系。一切都很顺利，M司长很爽快地同意原则上愿与我互设经贸代表处，可以办理领事业务，办事处人员也可买免税车，办事处人员的签证也可比照外交人员一次给三年等等礼遇。但他表示由于印度还没有与任邦交国家设立类似办事处的经验，因此在法令上应如何安排办事处的名称、特权以及办理签证等细节，印政府须进一步探讨后始能与我展开咨商。
个人此行事先并未得到外交部的授权来谈判如此重要的业务，原先只是想借机了解印度究竟如何看待我国以及增进彼此的了解而已，因此告诉M司长，我只是科长职位，返回台北后会向我的直属长官亚太司司长邓备殷呈报，我相信我国政府会支持与贵国政府进一步磋商。我另向其表示，由于我们在印度没有办事处，此行随团来印参加国际会议，签证申请及旅行安排事务相当不便，因此希望下次我组团来访时，印方能派员接机照料、代订旅馆以及提供车辆使用，M司长欣然同意。
 
拜会印度经建会副主委 
 
亚太商工总会开会期间，个人除参加代表团团务会议及参加开幕式以外，并没有参加分组讨论，因为那是分为纺纤、机械、五金等专业领域与技术方面的讨论，因此我也利用分组讨论的时间拜会其他政府官员。事先联系热心的印度青年华侨马建业与其兄马建国二人专程自费从加尔各答到新德里来见我，虽那是我们初次见面，见渠等爱国情怀及感人热诚，个人心中也有点迷信的想法务必「马」到成功，就请安排去参观国会以及拜会印度经建会副主任委员M氏，印度经建会主委系由总理兼任，M氏后先后出任外交部长及国防部长等重要职务，最后更鹰任印度总统才退休，前年才以九十余高龄逝世。穆氏在其住宅接见我等，他的官舍不大，相当简朴，沙发及厕所都显得陈旧，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相较于辜濂松董事长印度商界友人的大宅院，仆役成群，庭院草皮又厚又长，踏在其上舒适无比，让人深感以人生享受而言，官不如商。
 
摇头表示赞同，摸脚表示敬意
 
M氏身形瘦小，年纪看起来约六十出头，表情有点严肃。当向其陈述台印之间应思考建立经贸关系时，他频频摇头，我心中甚感纳闷，因为我的谈话应
算中肯合理，怎么会如此反应，且其表情虽然严肃，但似乎并无不豫之色，后来我问马建业才知道印度人摇头表示赞同。个人详细地跟M式说明我国各方面进步情形，当他听到我整体经贸数额跟台印两国双边经贸数额之庞大差距时，表情甚为专注，显示不解。离去时M氏很友善地表示随时保持联系。
 
泰姬大饭店至M氏的住宅似乎有一段距离，去程时叫了一部计程车，司机似乎不断地在绕路，也不知是否故意。记得上车时，他曾向马建业兄表示认得路，因此发现他似乎有绕路嫌疑时，马兄开始以印度话当备这位司机，当时发现司机忽然侧身摸我的脚，起先我还以为司机不小心碰到我，而对照当时的情景以及其表情，我也立即体会到他应该是表达歉意，后来也证实了印度人弯身摸长的脚是表示敬意与歉意。印度文化也影响了泰国文化，后来个人派驻泰国时，泰国司机也曾摸过我的脚（通常在膝盖下方）致意。
 
寺庙规矩与牛头马面
 
首次访问印度，机会甚为难得，马氏兄弟建议并导览了几间印度寺庙。进入寺庙前务必脱鞋（泰国及缅甸亦然），一进大门，旁边一定坐着一位和尚，访客必须趋前对其致意，和尚会用砂红笔在你头额点上一点，还拿一块小砂糖给你含在嘴里，这应该是祝福的仪式。参观另外一个印度庙时，觉得该神像造型特殊，因此背对神像想请马建业兄弟帮助拍照留念时，马上有一位庙祝过来纠正，认为这对神明不敬。此外另有一陈列大型木雕的牛头马面，这与我们熟悉的地狱中的鬼神完全一様，可见印度宗教对中国文化之深远影响。
 
再度访问印度
 
从印度返国后立即撰写报告向长官呈报在印度会晤外交部M司长等政要情形，并建议尽早适时采取动作展现我政府诚意，长官甚为支持并批示尽速办里。所以不到二个月的时间，个人再度陪同亚太司邓备殷司长前往新德里会见印度外交部东亚司M司长。由于个人先前与梅农司长会谈时，双方对互设代表处的架构已有初步的共识，因此邓司长要求个人备妥中、英文的设处协定草案，以备不时之需，当建议由双方司长层级官员签署时，印方表示有些牵涉到法律方面的技术问题，印度政府还须要各相关机关讨论，因而无法立即签署，惟双方对互设代
表机构的共识愈加明确。
 
记得当邓司长与梅农司长开始会谈时，我们将我方准备的中、英文设处协定草案面交M司长审阅时，渠立刻对中文本里面其中文翻译成「美能」表示异议，当时他特别用华语称:「你们把我的中文姓名翻错了，我家族自从我祖父开始就一直使用「梅农」二个字作为中文姓氏，他还特别强调是「梅花的梅，农夫的农」，我等对其中文造诣当即表示钦敬之意，双方洽谈顺利，气氛热络。事实上个人在第一次访印度认识梅农司长后，回到台湾在台北中央图书馆找寻印度的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一本印度学者在一九三七年所撰有关中国与印度关系的小册子。该小册系由当年印度殖民政府（谨注：印度于一九四七年始独立）
 
驻中国的总代表（Agent-General）所写的序文，因此猜想或许跟梅农司长有关系，于是就影印乙份带给梅司长作为意外的礼物。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梅农司长告诉我们，写序的正是他的祖父，他家里也还有这本书。当时深感惊奇，心想印度与中国的幅员何其之大，而时空变化、人事沧桑何其巧妙，当时我即对梅农司长说，若双方谈成互设代表处，欢迎阁下来台担任首任代表，如此与你的祖父先后辉映，必成外交佳话，只是你祖父当年因印度尚未独立只能称为总代表，五十年后的印度早已独立，还是只能称你为代表，不过与你祖父一样，都是驻中华民国的代表。梅农司长笑称，了解台北是个好地方，但暂时还轮不到我，果然后来印度驻台首任代表是由印度外交部次长担任。
 
第三度访问印度
 
在与印度洽谈设处过程，正逢印度即将举办国际商展，梅农司长希望我能派团参展共襄盛举，我政府当然表示愿意积极参与配合推动双方经贸关系，坦白说，印度之所以积极与我洽谈设处，主要是为了经贸利益考量，民国七十年代正是我国所谓经济起飞年代，对外贸易兴盛，这才是我这位不速之客一通电话，梅农司长立即热烈回应的实际背景。我国参展团那次往访商机可谓成绩斐然，参加的厂商均认为印度市场潜力无穷，在筹组赴印度参展的过程中，经济部一度表示我国厂商对印度兴趣不大恐难组成，为此个人特别亲自到经济部的承办单位向一位副处长说明相关背，请其务必将组团参展的背景与重要性向经济部长官报告促成，随后在经济部的大力推动，终于组成了首度仅二十余厂商参与印度经贸拓展团。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下旬我国首度组团参加新德里的国际商展，而外贸协会驻新德里办事处也选择在这期间举行开幕仪式，外贸协会董事长王章清前往主持，经济部许柯生次长及个人分别代表经济部与外交部前往庆贺。我国参展的厂商大多数是中、小型的加工机器，例如制鞋、制造筷子的五金机器等，大部分厂商对成交金额表示相当满意，甚至有一厂商还称，「不好意思啦!我们订单多到明年都做不完。」此外贸协也在会场举办了一场台湾产品说明会，满满的人潮让我意识到这个人口仅次于中国大陆的市场的莫大潜力。
 
代表团也礼貌性拜会了印度外交部常务次长，说明此行访问成果，并表达我愿意加强与印度经贸关系的意愿。另个人我也私下会见了印度外交部相关官员，了解，印方对与我互设代表的办理进度，由于印度没有类似的经验，他们正设法建立一新的模式以符国内法制。后来印度政府成立「印度台北协会」，并安排外交部的副常务次长（印度常次称为Foreign Secretary，副常次有二到三位，称Additional Secretary），出任该协会主席，后来亦由他代表印度外交部继续与我谈判互设代表处相关事宜，双方达成协议后，该次长更顺理成章地成为印度驻中华民国的首任代表。
 
印度派团来台考察及谈判经过
 
一九九四年春，印度首度派遣官方所组经贸代表团考察来台湾考察经贸合作的可行性，团员中包括一位印度外交部东亚司的官员，据了解该官员的任务除了考察双方的经贸合作前景外，主要在于先行搜集印度在台北设立办事处适当地点及开办相关费用等资讯。此点让个人感受到印度政府欲来台设处之诚意；但同时也感到不解，双方迄未正式展开谈判，更未签订相关协定，而印方如此露骨地来勘查设处地点，好像只要他们点头我们一定会配合的态势，个人心里实在别有一番滋味。
 
一九九四年秋，印度外交部正式派印度台北协会主席及协会总务司司长二人前来台北谈判设处事宜，我方是由亚太司司长邓备殷及个人代表政府与印方磋商。在谈判过程中，针对双方办事处的名称，我方称为 「驻新德里台北经济文化中心，」而印方则称为「驻台北印度协会，」双方对各自派驻人员享有免税特权等项目很快达成协议，惟印方坚持我核发的旅行文件不能称为「签证」，只能称为「入境介绍函」(Entry Recommendation Letter to the Rep. of China)，但我方主张至少必须使用「入境许可」(Entry Permission the R.O.C.)，就因为这两个字的差异无法达成协议，印方人员也悻然离开台北。
说实在地，个人感到颇可惜，当时部内长官相当坚持，过去我在某个国家相互设处曾使用『签证介绍函」，嗣后因对方政府一直未给我派驻人员官方待遇，最后落得撤馆下场。因而了解印度系重要国家，相互设处是对双方利益攸关重大，设处协议宜妥为规范，始能顺利推动工作。个人对印方为了两个字而打道回府的确出乎原先预料，当时心中不免一片茫然，嗣后想到好事多磨，必须沉得住气，乃搜集不同有利我方的资讯，送交印方参考，并不时电话洽谈，最后只有以审慎乐观态度对待。
 
最后与梅农司长在电话中达成协议
 
大约过了一个月，个人赴南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出差，返部上班的第一天，科里同事报告说，公出期间印方曾打电话来并且要求尽快回覆，个人心里有数，于是一分钟都没有耽搁，立刻打电话到印度外交部，对方表示：「陈先生，关于上次谈判的那两个字就照你们的意思吧!否则不是浪费我们两年多的时间等语。」我连忙表示感谢，并称立即着手后续应办事宜，真的想不到最后是在长途电话中达成协议的。前述双方签订设处协议时仅载明办事处具有领务功能，却无提及免税特权，当年印度首任驻台代表K氏来台后发现，其他驻台国家代表可购免税车时，来外交部拜会要求比照办理，经委婉告以，过去确实我有给予某些国家免税待遇，而对方并未对等予我方之不对等情形，嗣后已改成对等待遇了，希望印方能考虑对等免税待遇，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相互给予代表处及人员免税待遇，此乃后话。
 
外交工作锲而不舍
 
 中共近年来经济崛起，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除以不正当方式策动我邦交国与我断交外，更积极争取在联合国各项专门机构担任领导职务，进一步压缩我国际活动空间，在可预见将来，我国际处境日益艰难，拓展政府间关系将遭进一步压缩。我辈外交人员深知外交处境虽然艰难，仍然勇往直前为国家利益打拼，然国内少数政治人物，尤其反对党政客动辄以「金钱外交」、「支票簿外交」及「弱国无外交」等名词污名化我对外关系，导致国人未能全然了解我对外关系，未能全力支持我外交工作，实在令人扼腕，盼有朝一日，朝野早日凝聚共识，国人能更支持我对外工作，以增进我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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